潘高峰/文

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，父亲瘫痪在床，治病的救命钱却被9岁女儿打赏给了主播，10天高达19.5万元。母亲向平台申请退款20余次却屡屡遭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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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两天，本报一则报道引发热议。虽然媒体介入后平台迫于压力同意退款，但背后的“直播打赏”乱象，依然值得关注和思考。

时至今日，“直播打赏”已成为平台和主播重要盈利来源之一。这一点一直饱受争议。有人力挺，认为是文化消费新形态，知识付费新模式。也有人强烈反对，认为是封建文化残渣泛起，容易给青年人树立虚荣攀比、金钱至上的价值观，也会引发私底下的非法交易甚至更严重的犯罪行为。

这些并非危言耸听，仅最近一段时间，“直播打赏”牵涉到的刑事案件就有不少。

比如苏州杀夫案，妻子打赏男主播36万，丈夫卖房帮妻子还债，只希望妻子悬崖勒马，没想到妻子已经上瘾，借钱都要占据榜一位置，甚至杀夫藏尸，丈夫死后的15个月里，她还以丈夫名义向亲友和公婆借款数十万元，继续打赏男主播。

又比如最近上海黄浦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，犯罪嫌疑人凭借保险业务员的身份取得老人信任后，先后引诱老人转账850余万元“投资理财”，这些钱都被他个人挥霍，光给女主播打赏就用了500余万元。

虽然这些都是极端案件，但并非小概率事件。据统计，近年来因打赏引起的各类争端、民事、刑事案件等高达数百起，其中有公职人员挪用公款打赏女主播的“违规打赏”，有未成年人在主播怂恿下将父母血汗钱千金一掷的“诱导打赏”，还有一些工薪阶层不惜贷款、卖房“过度打赏”。

这些乱象，已经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。去年3月，国家网信办开展“清朗”系列专项行动，把治理网络直播、短视频领域乱象作为10项重点任务之一，要求从严整治激情打赏、高额打赏、诱导打赏，特别是诱导未成年人打赏的行为。

去年5月，中央文明办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广播电视总局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《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》，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，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，加大力度规范网络直播行为，最大的限度保护未成人的合法权益。

尽管如此，未成年人巨额打赏退款难的事依然在发生。这也进一步说明，要治理“直播打赏”乱象，还需要更多实招。

比如限制未成年人打赏上，一些平台认为推出了青少年模式，就能限制未成年人账户打赏。现实中，很多孩子是用父母的手机偷偷打赏，绕过了平台监管。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，只需要在打赏时加上“人脸识别”的限制即可。但很多平台不会这么做，究其原因，还是利益作祟。

又比如，针对激情打赏、高额打赏，完全可以通过设定打赏“冷静期”或者打赏限额来解决。今年全国两会上，有人大代表就提出：应当严格控制直播平台打赏分成比例，从根源上解决平台利益驱动，平台打赏收入分成最高不应该超出5%；同时，应当严格限制高额打赏，设置每个账号每日打赏上限不超过100元。

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也建议，及时修订现有的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”“未成年人保护法”“电子商务法”等，明确规定用户数量超过1亿人，或上一年度销售额超过50亿元的超级平台，应当设置最高100元的单次消费数额和最高500元的日累计消费数额。超额部分无效，消费者有权主张“退一赔三、最低500元”的惩罚性赔偿。

由此看来，实招不是没有，关键平台是不是真心去做，监管部门有没有实实在在地监管。